汪海某种意义上是双星人眼中的毛主席　CFP/图

    4月10日下午，刚从北京出差返回青岛的双星集团董事长汪海忽然惊呆了。
    这一天，关于双星集团对西南双星、济南双星实施强制断货的报道忽然铺天盖地，汪海一时如坐针毡。他当即决定，第二天下午召开“双星市场改革真相”新闻发布会，亲自出面反击。
    事实上，开新闻发布会、对付记者，一直是汪海的拿手戏。24年前，当中国的企业家们还全然不知新闻发布会为何物的时候，汪海就首开先河，广邀媒体，对记者们推广他的“双星”球鞋。出尽风头的汪海为此遭遇非议，差点丢掉双星厂长的“乌纱帽”。
    而这一次，他面对的非议更大。为此他不得不亲自动笔，为发布会写发言稿。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发言中，汪海情绪激动，对“儿子”刘树利（双星集团成都科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和“儿媳”韩俊芝（刘树利之妻，成都双星CEO兼济南双星经贸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背叛”深感痛心：“在他们这个年龄的人中，只有刘树利喊我叫爹，但最后也是他和我对着干，对我吓、压、闹，还对我搞人身攻击。走到今天这一步，我是被逼的。”此前，汪海一直把刘树利看作自己的心腹爱将，把他从一个普通的工人一路提拔到双星集团副总裁。
    但是，决裂看来已经无可避免。在汪海亲自出面召开此次发布会后，刘树利和韩俊芝并没有准备让步。“成都公司改制后已经完全是私人公司了，他有什么资格和权力来摸我的家底？”对于汪海在发布会上提出的“先资产评估，再谈控股51%问题”，韩俊芝如此回应。
    而汪海则选择了继续按部就班地推行自己的“51%计划”。在新闻发布会后的第二天，汪海随即部署在天津召开“双星经营工作会议”，组织全国的经销商们参观学习天津双星被控股51%以后的成功经验，继续在全国推进51%控股工作。这也是此次断货事件公开爆发后，汪海本人第一次出现在全国几十家代理商和物流商面前。显然，此次会议，意义非同寻常。
    4月13日晚上6：40，当头戴红色双星名人休闲帽的汪海准时走进天津利顺德大饭店二楼宴会厅时，在场的几十名经销商和代理商全体起立。也就是在这里，针对媒体的种种质疑，汪海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专访。

“国资委没有调查我们”
    南方周末：这次事件，影响如此之大，你在开始想到过吗？
    汪海：没有，我们一直是想在内部解决，没有想到把事情弄成这么大。是他们首先找的媒体，媒体大范围报道后，我一看不行了，如果我们再不出面澄清，误解会越来越大，问题会越来越大。任何一次改革，都是一次利益的再分配，必然会触动一批既得利益者，这次也一样。
    南方周末：现在，政府和国资委方面的态度怎么样？找你本人谈过吗？
    汪海：这次的事情，他们先找到政府，希望通过政府对我们施加压力。当时我就告诉国资委的人，如果政府答应了他们的要求，那才是对6万双星人的不负责任。因为名人公司还有16.5%的国有股，16.5%的工会股。但名人公司是双星集团的下属企业，国资委不会直接监管到这个层面。而且商标授权的事情，也不是国资委的工作范围。
    最重要的是，现在是品牌时代，产品的竞争就是品牌的竞争。双星是一个多年的老品牌，但是也面临着新的挑战。那就是品牌的优势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一直定位在中低端，长期下去，与国际品牌的差距会越来越大。我一直希望成都公司借着目前的品牌知名度和渠道优势顺势把档次再提升一个台阶，从长远看这对大家都是有利的，可他们就是不理解。在我们向国资委说明这些后，国资委已经表示这是我们企业内部的事情，也没有为此调查我们。
    南方周末：成都、济南方面都认为你突然断货，把他们逼得太紧了，是你想抢占他们的销售渠道和网络？
    汪海：名人公司在成立后一直没有实际运作，直到去年，为了减少关联交易，我们把制鞋业务从上市公司进行了剥离，名人公司在受让了制鞋业务后，这才开始进行内部整合。为此，名人公司在去年成立了“市场整顿领导小组”，因为刘树利的西南公司在全国的业绩的确不错，他本人也很擅长搞市场，所以我提议由刘树利来担任这个组长，控股51%的提议也是他本人在这期间提出的。后来的实践证明，他的这个思路是对的，但后来到他自己头上他却不愿意了。今天我们在天津开会继续推广这个，也仍然是在延续他原来的思路。至于销售渠道和网络，我们可以一起来重新搭建新平台，大家一起受益，不存在谁抢谁的问题。
    南方周末：从目前看，和成都、济南公司的矛盾，你自己有没有妥协的余地？
    汪海：如果他们连资产评估的要求都不同意，那根本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只要他们同意资产评估，一切都好谈。同时，谈判的大门，也永远是敞开的。

“没有我就没有双星的今天”
    南方周末：在外界看来，你在双星一直是个极其强势的人，还有人把你比作双星的“毛主席”。你怎么看？
    汪海：没有我就没有双星的今天。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事实。我在双星的地位，是由我对双星的历史贡献决定的。比如，我刚才走进来的时候，大家都站起来，我想这是从内心对我的尊敬。
    但是，双星的任何重大决策，都是要经过党委会讨论的。如果一项决策，其他5个人全都反对，就我一个人同意，那结果也是难以通过的。同时，我还真记不起来这么多年来，我做过什么错误的决策了。
    南方周末：你很自信，听说你连青岛市委市政府的会议都敢不参加？
    汪海：青岛大大小小的会议，有时一个处长主持的会议，就把所有企业一把手都招呼过去，太烦人。后来我跟当时的青岛市委书记俞正声同志申请：要么所有的会议我一个不落，但双星的业绩我无法保证；要么我不参加会议，但我保证一定把双星搞上去。当时俞书记就特批了，从此以后，我十多年都没参加过市委的会议，直到现在。后来我还跟张瑞敏他们说了：你们不要学我，我年纪大了，也不想进官场，你们还年轻，还能往上爬，所以政府的会议，你们以后还得参加。
    跟官员走得太近也不是好事。杜世成在任的时候，他看中了我们公司在度假村的一块地，有两百多亩，托我一个朋友跟我打招呼，希望我能卖出去。从那以后我知道杜世成想要这块地，如果我直接回绝，他回头肯定把我给免了。我当时就说我们要集体讨论一下再说，故意拖了几个月，没想到几个月后他自己出事了。
    南方周末：你的亲属，包括儿子、女婿都在双星工作，没有人非议你吗？
    汪海：我的儿子在集团下属的供应公司当总经理，女婿是进出口公司的总经理。我可以告诉你，只要我儿子有大能耐，明天我就敢提拔他，可惜他没有大能耐。我这个女婿比他要强点。我的外甥以前也在双星，后来他谋取私利，被我开除了。企业是一个打仗的单位，只要能干事，我管他是谁？
    很多人都说家族企业的弊病，但是，一个企业，尤其是在创业阶段，最值得依靠的，还是家族。搞革命，如果连你的家人都不愿意陪你流血，别人谁还会相信你？做企业也一样，市场就是战场，闯市场就有赔本、破产的可能。我的孙子，现在就是名人公司在临沂的总经理，他现在又发动他的亲戚朋友一起做，这就是一种号召力，有什么不好？
    南方周末：但如果他们干得不好，会不会连累你？
    汪海：用人不避亲，撤人也不避亲。儿子、女婿的职务任命，都是党委讨论通过的。别人怎么说，我没工夫去想这些。青岛市信访办的一位主任曾经跟我开玩笑说：“如果哪一天没有人告汪海了，我这个主任也该下岗了。”我在双星三十多年了，对我的各种告状信估计得用车拉了。

“给我21.88%的股份完全应该”
    南方周末：中国国企改革这么多年，一直都在讲要解决“企业所有者缺位”问题，解决企业高管的激励机制问题，但MBO叫停后，此后一直也没有探索出一个很好的机制和制度。在这方面，你自己有些什么思考？
    汪海：首先，中国国企改革的成功，不是所有制的成功，而是以市场为取向的成功。双星成功最根本的经验就在于我们最早坚持了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改革。今天，在考虑激励机制的时候，也应该坚持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办事。
    第二，中共十五大以后，国家就一直提倡在市场竞争充分的行业实行国退民进，直至完全退出。但直到今天，很多行业国有资本仍然太多。比如，青岛的这几个大企业，几乎都是属于完全竞争的行业，国有资本为什么不可以退出一些？这样既解决了“企业所有者缺位”和激励机制问题，也可以使企业更有活力，政府一样收税，大家都有利。
    南方周末：名人公司也实行了骨干持股，虽然有人非议，但青岛市政府是批准同意的。你认为名人公司的这种激励机制是否具有推广价值？
    汪海：企业家的命运决定企业的命运，不管是国企还是私企都如此。我把双星的资产从800万元做到了50亿元，别说21.88%，就是完全给我，有什么不应该？更何况这21.88%也不是白给，我个人为此还花了126万元的现金。
    至于名人公司的这种股权安排是否具有推广价值，这要看具体行业。对于石油、电力这些行业，国家必须绝对控股。但对于制鞋行业，已经是完全的充分竞争了，国有股就应该逐步退出。在名人公司，我持股21.88%，这个比例是经市委常委会研究批准的。下一步，我们还准备向政府提出申请，希望政府同意剩下的16.5%的国有股也退出。
    南方周末：你已经67岁了，很多人都在传言你今年要退休，全力以赴投身到名人公司中，是这样吗？
    汪海：我说过一句话：活到九十九，干到八十八，再补十年差。青钢（青岛钢铁厂）的汪玉科干到68岁退休，青啤的李桂荣也是70岁才退休。你在发布会上问我的那两个问题，我今天都能一字不差地说出来。你说我老吗？当然，到了我这个年龄，我会时刻面临这个现实问题，也随时做好了退休准备。至于退休后干什么，那是我私人的事情。
    南方周末：到了你真正退下来的那一刻，你会怎样评价你自己？你希望别人怎么评价你？ 对你的接班人，有何考虑？
    汪海：我自己的评价：问心无愧。别人怎么评价我，我相信任何一个讲良心、讲感情的人都会做出公道的评价。至于接班人，双星是国有企业，是政府说了算。

人民币加快升值给出口企业带来了压力。图为在广交会上参展的鞋商　Phototex/图

“6”时代
    我们都知道，这一天迟早会到来；只是，它来得快了一点。
    上一个周四，4月10日，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收于6.9916，突破了“7”这一重要心理关口。
    4月11日，汇率小幅反弹，7.0012；14日，又回到了6.9993，盘旋了一周以后，人民币算是稳稳当当地迈入了“6”时代。
    这个消息让刚刚结束访华的美国财长保尔森喜笑颜开，10天之前，保尔森已经一反常态地肯定了人民币的升值速度。
    这也难怪，整个2007年，人民币升值幅度只有7%，从7.8到7.3；而今年一季度就已经达到了去年升幅的一半多，从7.3到7。
    《朝鲜日报》甚至将这个关口的突破称为强势人民币时代的到来。英国《金融时报》、美国《华尔街日报》等主要外媒也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报道和阐释，当然，少不了人民币应该继续加快升值的暗示。
    从去年10月份开始，人民币就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快车道，部分经济学家所担心的升值对出口行业的损害也开始明显化。2008年一季度的出口增长比去年同期低6.4个百分点，贸易顺差下降10.6%。
    Jacky,常熟一家中等大小服装厂的出口部经理，比去年夏天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惆怅了很多。
    三年来，因为人民币升值和出口退税的减少，出口重头纺织业的利润空间已经被一压再压，“现在我们公司的利润只有5%不到，因为价格的上升，订单量一再缩减。”Jacky说，如果按照现在的速度，今年年内升到6.5，“只有关门走人。”
    不过，这正是中国政府所希望看到的结果之一——改变过分依赖出口的外向型经济结构，调节经济失衡。
    国内外的经济学家和观察家们揣测，另一个可能希望看到的就是抑制通货膨胀；而且，去年年末6.5%的通货膨胀率正是本轮加速升值最大的宏观经济背景之一。
    央行行长周小川2月份答记者问时曾经表示，人民币适当升值或者稍微快一点，有助于抑制国内的通货膨胀，尽管他也补充道，“抑制通货膨胀不会成为汇率机制改革或者市场汇率浮动变化的主要原因”。

尴尬的强势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
    毋庸置疑，人民币升值意味着中国经济在全球地位的增强。简单地说，你卖的东西更贵了，你能买到的东西更多了。抽象点，就是人民币的话语权强了。
    阿里巴巴网站的统计显示，近70万中国供货商中的绝大多数，为尽可能降低汇率风险，已不再用美元结算非美国交易，而是选择欧元、日元，甚至人民币。
    大多数中国人能马上感受到的，就是购物更划算。因为港币与美元挂钩，现在去香港购物的人们发现，只需要89元人民币就能买到价值100港币的物品。
    遗憾的是，人民币在国内购买力的下降冲抵了这一优势感。从去年年末加速升值以来，CPI已经从6.5%上升到了8.7%（2月）。
    对于在国外工作的中国人来说，他们要面临的抉择更多。
    刘臣供职于美国一家咨询公司，父母和妻子都留守国内。因为拿到的工资是美元，人民币的加速升值，让他肩上的担子略微重了一些，同时妻子还天天跟他抱怨国内的物价飞涨，钱越来越不值钱。
    英国《金融时报》还调查到，在毛里求斯，一个有着34万中国劳务输出人员的国家，其中一家纺织厂的中国工人在过去的一年里减少了1/4。因为他们拿的是美元和毛里求斯币，人民币越升值，他们能拿回家的钱越少，更关键的是，这笔钱在国内的购买力又大幅减弱，所以他们不得不考虑是否还要继续背井离乡。
    “与以往略有不同，本轮加速主要受国内通货膨胀和美国经济衰退的影响较大，美国政府给予的压力相对较小。”中国社科院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何帆指出了升值的背景和根源。何帆长期研究汇率。
    2007年下半年开始，通货膨胀成为中国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
    在东方证券宏观经济分析师宁冬莉看来：“通常抑制通货膨胀的手段有两个，加息和本币升值。”但去年前九个月中国的五次加息和美国的降息，已经使中美利差出现了倒转（1%），这可能带来热钱，从而加剧流动性过剩，提高通货膨胀率，因此“本币升值目前是优选”。
    升值加快，中国就不必再用廉价劳动力生产整船整船的玩具和衣服去换那点可怜的石油、粮食和矿石了，这些原材料和大宗商品价格在全球的大幅上涨是今年国内CPI继续高企的重要原因；升值也可以使一部分生产能力转向国内市场，增加供给，平抑物价。
    尽管央行没有做出明确的表态，但市场已经给出了信号，一季度的贸易顺差开始大幅回落，人民币升值步伐却比汇改以来任何一个时段都快。通胀幽灵，似乎已经督促中央政府更加重视汇率政策的作用。
    花旗银行经济学家沈明高表示：“我相信汇率会在央行政策里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升值加快，说明央行能容忍的汇率变动空间更大了。这是好事，更加浮动的汇率使得货币政策调整的空间更大，能更好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浮动汇率是宏观经济的缓冲器。”何帆一向支持人民币加快升值。
来源:www.infzm.com
原文链接:http://www.infzm.com/economic/jjjj/200804/t20080416_42932.shtml

激情演讲
 

在古巴民众中间
 
    “我不想寻求或是接受国务委员会主席或总司令的职务。……我基本的责任不是保住职务，更不是挡住年轻人的道路，而是贡献我的经验和想法，由于我有幸生活在一个特别的时代，我的经验和想法有一些价值。”
    2月19日，古巴共产党中央机关报《格拉玛》报发表了卡斯特罗致古巴民众的公开信，卡斯特罗宣布辞去古巴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职务。
    2006年7月31日，卡斯特罗因肠胃出血动手术，手术前，他把自己所承担的职权，都移交给了他的弟弟，包括了古巴共产党第一书记、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司令以及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
    不过，许多古巴民众却坚信他能够再次站起来，一如他过去无数次跌倒又无数次站起来一样。他们为病中的卡斯特罗举办了盛大的生日庆祝，哈瓦那一些商店里张贴过这样的巨幅海报——卡斯特罗高举AK-47步枪，旁边一行大字：再活80年！
    此前传出的消息似乎证明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去年4月29日，古巴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拉赫说，卡斯特罗已经赢得了这场争取自己生命的战役，目前正在巩固胜利。而此后一直扮演卡斯特罗“新闻发言人”角色的查维斯也声称，“卡斯特罗已经开始重掌大权”。
    然而，这一次，他的对手不再是处心积虑要让古巴变天的美国，而是时间，所以卡斯特罗说“接受一个超出我体力所及的责任有违我的良心”。现在，他只能依靠他“另一件武器”，在“观念战场”上战斗。他说，“也许，人们将听我的声音。”
    卡斯特罗宣布辞职后的第五天，卡斯特罗的弟弟、76岁的劳尔·卡斯特罗当选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在就职当天，劳尔表示：“菲德尔是不可取代的，他的思想永远存在，……古巴革命只有一名总司令，那就是菲德尔……”

会见时给巴西总统卢拉拍照
 

病重后首次露面
 

垂垂老矣

离开卡斯特罗的日子
    “菲德尔”是卡斯特罗的名字，在古巴，人们都这么亲切地称呼他。
    尽管暂时的权力移交之后，古巴的未来迅速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重点，但古巴国内则是一片平静。
    古巴外交部一名高级官员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对权力交接一事未谈一字。即便是古巴的普通民众，也很少有人主动跟本报记者谈及菲德尔或者古巴的未来。
    在卡斯特罗无法履行领导责任的日子里，《格拉玛报》照旧在每天报纸报头右首的位置摘登一句革命语录，卡斯特罗的话正是其中主要的部分。卡斯特罗写给古巴其他领导人以及民众的信件则更是报纸最重大的新闻。除此之外，“卡斯特罗正在好转”的消息，隔一段时间就会在电视中播出。
    不过，也有一些略显不寻常的事件。哈瓦那的外国人之间开始更多议论的是，劳尔是否会带来一些变化，将带来怎样的变化等等。当年12月7日，古巴电视台播放了一部总结卡斯特罗革命历程的纪录片。这让在古巴留学两年的韩青山感到有点奇怪，“卡斯特罗反对个人崇拜，这样的节目至少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的确，古巴街头满目是切·格瓦拉，却鲜见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画像。
    在卡斯特罗住院的医院大门外，常有民众跪地祈祝他们的领袖早日康复。对于一些古巴人而言，卡斯特罗就是主心骨，没法接受他“不在”的日子。不过，胡安·卡洛斯有不一样的看法，“我们当然担心他的健康，希望他早点好起来。不过，担心又有什么用呢？”卡洛斯已退休在家、专心打理家庭旅馆。
    毕竟，卡斯特罗已经年逾八十，他能躲过数百次暗杀、阴谋，但他没法抗拒衰老。革命成功48年来，古巴人已经习惯了面对各种危险，其中也许就包括了他们的“菲德尔”的离开。更何况，在古巴人的生活中，卡斯特罗早已无处不在。
    十字路口，漂亮的姑娘们不时探问过往车辆是否顺路。因为公交运力不足，能源紧张，卡斯特罗号召民众搭顺风车，其中也包括所有公家的车。
    卡斯特罗从不讳言古巴问题重重，比如供应短缺，几乎所有的供应点都要排队，无论是酒还是面包……也曾有针对政府的骚乱发生，曾给卡斯特罗担任中文翻译的王政透露，最艰难的时候，卡斯特罗甚至要只身犯险走入游行队伍，靠个人魅力和口才平息群众不满。然而，在卡斯特罗突然倒下甚至交出权力，全世界都睁大眼睛看着古巴，以为这里将发生些什么时，古巴却风平浪静。
    开车途经因凡塔电影院，正碰上一个国营冷饮店供应冰激凌，排队的队伍蜿蜒上百米，但所有人却耐心而有秩序，“你们不是来看卡斯特罗的古巴吗？喏，这就是了。”王政朝车窗外努努嘴。

“爷爷的一块钱”
    哈瓦那“天坛饭店”的老板陶锦荣是古巴一个热心的旁观者。说起卡斯特罗和古巴民众的关系，他打了这样一个比方：“爷爷”希望能给自己的孩子每人一块钱，并为此殚精竭虑。
    食品、家用电器等政府配给的生活物资就是卡斯特罗给人民的“一块钱”，“一块钱”其实还包括了从生到死的免费医疗，从小学到大学的免费教育。
    革命成功后，卡斯特罗首先把自家的庄园与农场收归国有。他和普通古巴民众一道领取微薄的工资，并且不允许自己的任何一个子女做官或者经商。
    所以尽管凭本供应的物资不足维持普通家庭的用度，这“一块钱”还是让卡斯特罗赢得了最广泛的支持，让他可以在随后的30年中放手实践“纯粹的、理想的、完美的社会主义”。
    巴西人阿拉玛尔这样描述革命前的古巴：“这是个藏污纳垢的地方，贫穷、卖淫、贩毒和走私的跳板，独裁者的藏身之地，赌场洗钱的乐园……”与此相比，卡斯特罗领导下的古巴对百姓而言，不是天堂，却足以安身立命。“卡斯特罗曾经多次强调，没有谁比古巴更有资格对美国式的民主做出评价，因为他们曾亲眼目睹古巴是如何被败坏的。”王政说。
    对大多数古巴人来说，他们热爱卡斯特罗，或许就是因为他让他们活得比原来好。“‘爷爷’没想过从孩子那里拿钱。”陶锦荣说。的确，前苏联的援助曾帮助古巴实践“完美社会主义”的理念，但到1991年苏联解体，卡斯特罗只来得及完成一个半成品。很多人记得那之后的一段日子——即使国家凭本供应的大米、黑豆也会短缺，至于肉和蛋，更是几个月都难见到……
    1991年至1993年出任中国驻古巴大使的陈久长有过亲身体验。在陈大使夫人的记忆里，“那时古巴连外国人特供商店里的商品都十分有限，普通商店更是空荡荡的，除了苍蝇四处乱飞。”
    在没有弃儿和乞丐的古巴，宾馆附近出现了拉客的姑娘和向外国人伸手要钱的男孩；偷渡严重、人心浮动……
    是否应该恢复“农民自由市场式”的小商店和摊贩，让他们漫天要价？这个问题卡斯特罗犹豫、反复了近十年。终于，在他率领起义者攻打“蒙卡达兵营”40周年时，他宣布改革，“暂时放弃纯粹的、理想的、完美的社会主义”。
    而他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的解释是：“当古巴党和政府面临革命崩溃的抉择时，与其自我灭亡，不如冒险搞改革。”

和阿拉法特、曼德拉在一起
 

参加对蒙卡达军营发动自杀式攻击53周年纪念仪式
 

古巴“革命广场”，一次百万人集会刚刚结束，几名工人开始拆除为阅兵而搭建的观礼台，远处是古巴的国家内务部大楼　本报记者 郭力 摄

卡斯特罗的忧虑
    每人每月的10个鸡蛋，现在还经常无法足额供应。米莉安有空就去供应点，碰到来货，就马上买回来。不过她说，与十年前相比，“很少停电了，允许使用外汇券CUC了，能买到的东西也多了”。
    哈瓦那街头的外汇兑换点常排着长队；使用CUC的商店，商品更丰富，自然顾客盈门；桑哈大街的Cuatro camino农贸市场，小贩们高声地叫卖西红柿和土豆；涉外酒吧经常能听到古巴乐队的演唱。
    这一切都源于卡斯特罗14年前作出的改革的决定。
    上世纪80年代，卡斯特罗也曾短暂尝试过“市场经济”，但贪污腐败、投机倒把立即卷土重来，卡斯特罗的一位亲密伙伴——古巴安哥拉派遣军司令奥乔亚将军甚至因此被处决。
    但现实终究不能回避，留给古巴选择的道路，其实也没有那么多条。
    CUC一下子打破了“平等”。卡洛斯的家庭旅馆只有两个客房，但一天的房费——36美元——就大约相当于普通古巴人两个月的工资。同时，占公家便宜的现象屡见不鲜：国营的出租车故意不打表，车钱装进司机腰包；在国家商店里出售私人货物；开公家的车私会女友，等等等等。
    不过，对于古巴今天的变化，像卡洛斯、米莉安等普通古巴人的评价是，“挺好”。
    当记者前往“古巴革命博物馆”时，20岁的出租车女司机尤尔丹卡车开得飞快，一对金质大耳环晃晃当当。
    “菲德尔？——他，当然很好，他让我们有了免费的教育，免费的医疗。”尤尔丹卡说，“但我更喜欢钱。”
    在卡斯特罗的晚年，他经历了一个巨大期望的破灭，但他用自己的克制，为社会主义古巴再一次赢得了时间。或者，用福丽娅蒂为卡斯特罗撰写的传记中的一句话说，“他在思考、重温革命，并且在为政治觉悟的更高阶段寻求道路。”
    1992年，一位乌干达记者问卡斯特罗“如果古巴没有你会怎样”，他的回答是：“在我之后，古巴的历史仍会继续。我不过是历史进程中的一声叹息罢了。”
    在美国人眼中，古巴就是卡斯特罗，卡斯特罗就是古巴。但这个国家没有一条路、一栋建筑以卡斯特罗的名字命名，也看不到一尊他的雕塑，连钱币上的画像也不是他。
    古巴没有他的“圣迹”。“因凡塔电影院”和圣拉斐尔大街拐角处的咖啡馆，他曾在这里关注着古巴的各种运动，并策划着自己的人生；普拉多大街109号，曾经的古巴人民党总部，1952年他在这里竞选公职，酝酿革命；23街一间不起眼的公寓，1955年他从监狱释放，就在这里会见政治家、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M街和21街拐角的梅蒂那咖啡馆，则记载了他的流亡前夜……所有这些，如今都淹没在民居与熙攘的人群中，不露声色。
    略显特别的是辆停在哈瓦那大学法学院前草坪上的坦克，在这所近300年历史的大学的罗马式建筑的包围中，特别醒目。卡斯特罗就曾就学于此。
    哈瓦那大学教授Cadiz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哈瓦那大学曾经是贵族的特权，而正是菲德尔，用这部坦克，为我们轰开了大学的校门。坦克！这是革命的象征。”